故都的秋课文原文

故都的秋原文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象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象橄榄又象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沈，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解析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一篇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好散文。关于其中心，课文自读提示和教参都作了明确的分析和界定，认为“文章将自然界的'客观色彩’——故都的秋色，与作家内心的'主观色彩’——个人的心情，自然地融化在一起，全文紧扣'清’、'静’、'悲凉’落笔，以情驭景，以景显情，信手写来，浑然一体”，“通过对北平秋色的描绘，赞美了故都的自然风物，抒发了向往、眷恋故都的秋的真情，流露了深远的忧思和孤独感”，并且，为了增进学生对此的理解，自读提示和教参还注意联系了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作家移居杭州的个人生活背景。

其实，郁达夫在文中流露的情感，固然跟当时的背景有关，也跟作家一生的身世命运和性格情趣有关，还跟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有关，当时的背景因素前已提及，本文即就后两点作些补充性的联想与阐释。

一、身世命运和性格情趣

作家赞美自然风物，抒发情感 ，其格调无非是热烈高亢、平和淡远和忧郁低沉三者之中各 有选择侧重而已。而郁达夫偏偏持最后一种心态来描绘故都秋色，这和他的身世命运以及性格情趣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篇以真实为内核的散文，《故都的秋》所反映的这种清静悲凉心境和郁达夫一生的身世命运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情趣是紧密相连的。

首先，从身世命运来看。“郁达夫三岁丧父，家道衰贫”（《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郁达夫”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86版），后来又经两度婚姻失败（先与结发妻孙荃，后与王映霞。作者注），再有两次丧子之痛（见郁达夫散文《一个人在途上》《记耀春之殇》），此外，郁达夫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先后目睹了晚清腐败、军阀割据的社会现实，亲自经受了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的威慑（1933年举家由上海移居杭州，过上流连山水的隐居生活，政治上一度表现消沉即由此而来。作者注），最后亲历抗日烽火，在南洋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这样的一生，是悲凉的。

其次，从性格情趣来看，他的身世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忧伤压抑的性格，从而影响着他在创作上的情趣倾向。他在亲撰的系列自传中说：“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又说：“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庭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少年时代就沉浸在“水一样的春愁”里。（以上引自《郁达夫自传》，江苏文艺96版）日本十年留学生活，使郁达夫的性格继续生长发育着，自伤之中又添了对国家民族的忧虑及由此而来的自卑感，这一点，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明显流露，如小说集《沉沦》和《茑萝集》，都充满了感伤情绪乃至带有颓废色彩。他在1920年写给新婚妻子孙荃的一首诗中说：“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芦荻花间结净庵。”其实，作者这时才24岁。回国后，他说：“1922年，在日本的大学毕了业，回国来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1923年的秋天，一般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对于艺术的志趣，也大家明白了……就说我是一个颓废者，一个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鸡肋集〉题辞》）为了更明确地显示郁达夫这种性格情趣，我们不妨来看在1923年写的《还乡后记》（《郁达夫散文全编》浙江文艺90版）中的一段文字：

“ ……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云蒙着，阶前屋外有几点雨滴的声音，那么围绕在我周围的空气和自然的景物，总要比现在更带有些阴惨的色彩，总要比现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点，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边。最好是秋风凉冷的九十月之交，叶落的林中，阴森的江上，不断地筛着渺蒙的秋雨。我在凋残的芦苇里，雇了一叶扁舟，当日暮的时候，在送灵枢归去。小船上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个人，棺里卧着的若不是我寝处追随的一个年少妇人，至少也须是一个我的至亲骨肉。我在灰暗微明的黄昏江上，雨声淅沥的芦苇丛中，赤了足，张了油纸雨伞，提了一张灯笼，摸到船头上去焚化纸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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